隋唐大运河（汴河）对古代开封城的影响
古代开封是一个和运河特别有缘的城市。公元前365年，魏惠王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并在此开凿了开封城市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把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连接起来，使千里中原变成水陆通道，促进了大梁乃至魏国的繁荣，掀开了开封城市发展史上第一页光辉篇章。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引（黄）河（鸿）沟灌大梁”，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进入了长期衰沉期。之后，古城开封的再度兴衰便和隋唐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推动开封再次走上复兴之路
秦灭魏后，大梁城由于大水淹没和战火毁坏，名城大都的繁荣景象变成了满目凄凉，城市地位急剧下降。开封的再次复兴始于隋炀帝时期大运河的开通。隋第二任皇帝杨广继位后，于公元605年至610年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2000余公里，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中段通济渠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来，亦称汴渠、汴河，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是大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汴渠，在县（指浚仪县，秦、汉、南北朝时开封名称）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荡渠……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炀帝虽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但若仅就其开凿大运河一事，却是“劳役于当代，遗利于后人”的千秋伟业，正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评价的那样：“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二》也曾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该诗谴责隋炀帝暴行的同时，也肯定了大运河在改善南北交通、密切南北经济联系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隋代开封称汴州，就坐落在汴河北岸，成为隋朝东西两都（西安、洛阳）沟通江淮的东大门户，较运河岸边的其他城市发展更为迅速，为唐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初，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开封一带仍称汴河，系南来北往商旅漕船的必经之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日益成为大唐王朝的生命航线。唐代开封仍居汴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交通枢纽地位愈加突显，城市日趋复兴，被誉为大唐王朝的“王室藩屏”，是当时除唐东西两都之外较大的一座城池，很快便成为开封城市历史上继战国大梁、西汉梁园之后文人墨客的趋游之地。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解翰林职务后，东下东都洛阳，在此结识了杜甫，两人一见如故，遂相邀同游汴州，在汴期间又恰巧和大诗人高适相逢。三人结伴游览，同登吹台，怀古赋诗，成为一时盛事。《新唐书·杜甫传》对此记载曰：“甫少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三人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咏汴名篇，如李白的《梁园吟》、高适的《古大梁行》。杜甫更是在其《遣怀》一诗中，直接提到了这次三贤相逢的盛事：“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时任汴州刺史李勉扩筑的汴州城，把汴河圈入城内，对之后开封的经济发展和商贸繁荣，更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从江南一带运来的大量物资，便可在汴州城内进行中转，再经东都洛阳辗转运至京师长安等地，不仅使汴河漕运更加方便、安全，同时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汴州城的物资供应，促进了汴州城经济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唐代诗人王建在《汴州纪事》一诗中曾写道：“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诗中所说的“津桥”，指的就是汴州桥。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汴州城内汴州桥附近的汴河两岸一派商业贸易繁忙的景象。唐代的汴州城，不仅海商、茶商云集，而且城内“陆珍熊掌烂，海味蟹螯咸” ，各类山珍海味也可谓一应俱全。汴运日繁，汴州很快便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水陆大都会，为后来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在开封定都打下了基础。
奠定了开封中华帝都的历史地位
周、秦、汉、隋、唐等朝代的都城长期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和伊洛地区的洛阳徘徊。“安史之乱”是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界事件。战乱发生后，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骚扰与破坏，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农业生产萎缩不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凋敝日穷，徭役日甚”。大量臣民百姓争相逃往江南，黄河中下游人口骤减，形成了所谓“天下贤士、大夫多在江淮间”“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的局面，南方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北方，我国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江南转移。尤其是大运河开通后，西安、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优势逐渐丧失，而地处运河要塞的汴州，借助漕运枢纽地位最终取而代之，成为五代（除后唐）、北宋和金的定都之地，奠定了开封中华帝都的历史地位。
汴河漕运的便利决定了开封成为五代（除后唐）、北宋统治者择都的首选之地。自东南沿海直至开封，皆一马平川之地，江南的物资通过运河到开封十分方便，而自开封以西至洛阳、西安等地，则渐趋丘陵、山区，海拔高度陡增，漕运必须逆水行舟，难度自然加大。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期以东京（开封）城内的相国寺桥为界，其东汴河上的桥梁皆如《清明上河图》所绘的“虹桥”之制，形似飞虹，单孔无柱，可通大型舟楫；而自相国寺桥以西，如州桥等则均为平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漕运能力自然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唐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温才审时度势在开封称帝，使开封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古代都城“东渐北移”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后晋石敬瑭天福元年（公元936年）虽复选洛阳为都，但立国不久在对比了洛阳与开封两地利弊后，于次年便诏令迁都汴州。他在迁都前后的两封诏书中，均强调“今夷门重地，梁范雄藩，水陆交通，舟车必集，爰资经度，须议按巡，宁免暂劳，所期克济”“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厢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安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府”，可见迁都原因汴河的因素仍居首位。后周时的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周世宗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重新规划、扩建了东京外城，为北宋在开封的定都埋下了伏笔。
北宋定都开封，曾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当初，连北宋的开国者赵匡胤似乎对开封也不是很满意，认为理想建都之地仍是洛阳或长安。争论的结果，最终选择了开封。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其他因素暂且不论，其中是和汴河方便的漕运分不开的。
北宋时期“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将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京都，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东京城之所以能成为“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天下”的国际性大都会，是与汴河漕运密切相关的。正如时人所谓：“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东京城的繁荣，没有汴河就没有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灭亡后，受战火影响，汴河作用大减。经过靖康之役，“汴河上游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后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汴河为二者分占。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为了“务要不通敌船”，下令开决汴河，并烧毁所流经地区的汴河诸堰。随着汴河的断流和废弃，金代之后，开封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彻底终结，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没落。如此算来，作为“八朝古都”的开封，其中有六朝是伴着唐宋大运河（汴河）的通畅而缔造的。
冲散了开封传统的坊市结构体系
西周之后的我国古代城市，一直沿袭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分设制度。唐朝长安城最为典型，城内住宅区被25条纵横大街井然分割成整齐的110坊，坊四周筑高大围墙，坊门定时启闭，商业区只有东市和西市，由官方集中管制，其他地方则严禁市场交易，城市活力受限。然而，自唐代汴河被圈入开封城后，剧烈的变化便开始了，城内的汴河水门、岸边、桥头等处很快成为市场贸易的热闹之区。从唐王建“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刘禹锡“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等诗赋的描述中，均折射出商贸活动的运河特色。据宋人释文莹《玉壶清话》记载，后周时期的东京城中已是“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大臣王景还在东京城内汴河岸边“起巨楼十二间……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北宋时期，东京城内汴河沿岸的商业气息更加浓郁，整个京城南半部，汴河上的粮仓、码头、桥市、草市比比皆是，《清明上河图》中重笔描绘的馆驿、茶楼、酒肆均沿汴河岸边徐徐展开。在汤鼎笔下，桥市较唐代更加喧闹，“桥头车马闹喧阗，桥下帆樯见画船。弦管隔花人似玉，楼台近水柳如烟”。《宋会要辑稿·食货志》描述东京城市场时有“南河北市”一说，即指东京城南部的市场多集中在汴河沿岸。后来，东京城逐渐形成了“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的局面，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严加整顿，“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东京城中的河市，不仅打破了地域上的壁垒，而且突破了时间上的限制，如位于东京城中心汴河岸边的州桥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传统坊市制度下古代城市中的“宵禁”已不见踪影，东京城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不夜城”。
总之，唐、宋之际的开封，先是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的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过去‘街坊’的结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隋、唐之际洛阳、西安城中规矩平整、结构严谨的封闭性坊市结构体系，在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开封城中，是被一条汴河逐渐冲散的。
框定了开封城的结构格局和方向
早在汴河被圈入汴州城之日起，就限制了城内主要街道的走向，界定了部分重要城门的位置，从而影响了汴州城的结构布局和方向。若论及之后汴河与开封城的关系，与其说是城把河圈进了城内束缚了河，倒不如说是河约束、左右了唐代的汴州城并从此捆绑、挟持了后世的开封城。“从城市形态和内部功能结构来看，运河城市受水陆交通、物资集散和商业功能的刺激，最先突破北朝至隋、唐时期封闭的里坊制度的束缚，城市平面形态产生较大的变革，变革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唐末、五代至两宋……概括地说，城市形态以唐代的旧州县城为依托，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与市河平行的商业街，并沿运河两岸而伸展，运河与平行的市街构成城市新的成长轴线”，“新兴起的商业街在旧城外发育，并以运河为长轴，不断延伸，集中了各级主管专卖的场、务，接待四方行旅的亭、馆，交易买卖的店铺，形成商业中心地段和新的住宅区。街道以沿运河走向的长街和伸向河沿的短巷为主，宅院房屋的排列，并不比照传统的建筑定式，而是随河、巷走势取便安置，体现出淡化象征意念、追求实用功能的价值观”。汴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非一般城市景观河可比。唐代扩筑汴州城时，始将汴河包罗城中，筑城时必然会受到汴河的制约。汴河两岸的街道与运河平行，城的方向尤其是南北城墙的方向和运河方向一致，这样的布局结构才更加合理。之后历代开封城或利用汴州城直接改造而成，或对其部分墙体向外拓展而成，或依此在其外围扩筑而成，可谓一脉相承、千年沿袭。近年，开封城和汴河故道的考古发现表明，唐汴州城之后的历代开封城均不是正方向，其南、北城墙约东偏南14o，这和历史上开封城内汴河遗址的走向是完全一致的。
汴河自隋代纳入大运河体系后，历唐、五代、北宋，至金、元之际堙废，先后通航500余年。汴河自金代断流，继而在明代被黄河泥沙堙塞淤平。然而，即便是对于近、现代的开封城而言，也只是在新城区才逐渐摆脱汴河的“挟持”，重新恢复了北方地区平原城市坐北朝南、横平竖直的布局形态。老城区因受到开封城墙的限制和框定，城的基本格局和街道走向仍然保持和延续着唐、宋时期运河城市的特点和遗风。特别是在开封“城摞城”现象影响下，这些特点较历史上其他的运河城市更加明显和突出。如今，在开封城区内外的地平线以上，人们再也看不到汴河的踪迹，甚至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人们已不知唐、宋时期的开封曾经是一座典型的运河城市。但是这条早已销声匿迹的古老运河却依然和开封城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如唐、宋时期的州桥遗址，仍深埋在今开封城正中心的中山路之下；州桥遗址两侧汴河故道附近的街道，仍然保持着唐汴州城时期的位置和走向；甚至今天开封城墙上的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和位置也均源自唐汴州城……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似乎依稀可见汴河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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